“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在我国尚未普及，“非营利组织”的事业起步不久。出身名门、留学哈佛、已过天命之年的郑宏女士，却怀希望，迈着坚实的脚步回到祖国。从建一所学校、办一件实事做起，郑女士把自己真挚、朴素的热情，投入到这项远大的事业中。
　　
　　开车从北京东南五环的“黄亦路”出口出来，向东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再转向北，大约3公里的车程之后，路的右手边出现了一个院落。把车停好，我们看见院子外面有一扇重新涂过蓝色油漆的大铁门，门边挂着的木牌上写着：“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学”。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
　　铁门徐徐打开，这所专门为打工人员子女筹建的中学展现在我们面前。校舍依然简陋，但是整洁、干净。三面围合的白色教室，用红、绿、黄色油漆涂刷了门和窗框，看起来活泼鲜明。穿过空无一人的操场，来到二楼校长办公室，我们见到了郑洪女士--一位面容和蔼、神色从容的中年知识女性。
　　郑女士算不上名人，一些人只对她所创办的"蒲公英中学"隐约有所耳闻。这所位于北京大兴区，专门为打工人员子女创办的中学，让人们渐渐熟悉了"非营利组织"这个几年前中国人还感到非常陌生的名词。
　　其实，郑洪女士出生在高官家，父母二人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郑洪女士本人，曾经是北京地质大学古生物系的副教授，1992年带着女儿到美国求学生活，在哈佛大学攻读MPA（公共管理硕士），毕业后热衷于非营利的公益事业，2005年9月，回到北京创立了这所学校。当我们问起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时，郑女士笑笑说，在她的人生过程中，有很多人影响了她。

　　为你，我停下脚步

　　“我们生长的时代，造就了一代理想主义者，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父亲、母亲都很热爱工作、事业心强、待人平等、艰苦朴素。家里原来有炊事员、保姆、司机，父母对他们很平等，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们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父母被关押，我也受到牵连，不能上大学。后来毛主席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才有机会在微体古生物领域得到深造。可是说实话这个专业并不吸引我，倒是我的博士导师郝教授让我第一次领略了知识女性的风采。后来去美国读书，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去学习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那时候，我的年纪已经挺大了，49岁才在哈佛念MPA。”
　　有一首歌的歌词的大意是：“每天，都会有许多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可是当你遇到困难时，有谁能为你停住脚步？”
　　郑洪女士说，刚到美国时，她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面临很多困难。那个时候，有很多原本可以不帮助她的人，却都选择停脚步下来帮助她，而不是漠然地从她身边走过。这让她感触很深，也为此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比如目前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中国区总裁夫妇。
　　“当时他们二人住在香港，每当我感到沮丧，从美国打电话向他们倾诉的时候，他们总是耐心倾听。那时候我打‘对方付费’电话，接线员总要先询问对方接不接通，而每次我也总能听到他们用特别热情的声音说：‘接通！接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们，相隔万水千山，他们完全可以不管我的事。但我当时像抓住一棵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他们，而他们也没有松手，一直把我带出困境。”
　　
　　女性，特别是女性

　　在美国，郑洪女士第一次到一个社区里为艾滋病病人准备食物的厨房里做志愿者，在那儿，她遇到了一位上年纪的黑人女教师。这位黑人妇女在假期中每周花3天时间到老人公寓里给老人洗衣服，另外两天来这个厨房里帮助准备午餐。“她这样安排自己的精神让我特别震惊。”接着郑洪又参加了一个叫做“波士顿关怀”的组织，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以及美国各州，其中大多数又是中产阶级女性。
　　“他们像党员找组织一样，无论工作调动还是家庭迁移，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马上去找志愿者服务组织，找到后第一句话是：‘我来了，我要签个到。’然后就问有什么我可以做。志愿服务是他们生活中那么自然的一部分，是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素养。他们回馈社会和服务社区的意识特别清晰。‘波士顿关怀’的服务对象都是受迫害的妇女、儿童，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艾滋病患者、残疾人等等。我在那里服务了一段时间，发现这是自己非常愿意做的工作。”
　　后来，郑洪女士又认识了一位对她有着深刻影响的女性，“美国女童军”（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的CEO弗朗西斯，并和她成为莫逆之交。弗朗西斯从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女童军”志愿者做到“女童军”的CEO，并且得到了克林顿授予的美国总统勋章。她为培养女性自尊、自强付出的努力，发展非营利组织、创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都给了郑洪很大的人生启迪。
　　
　　帮助是相互的，成长是共同的

　　在哈佛，回国办学校的念头就已开始在郑洪的脑子里萌芽。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折太多了，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不能只停留在表达愿望或批评、评价社会的层次上，而是一定要见到结果。当时我想：如果不能做成一件实事的话，我就永远地闭住嘴，再也不去对社会问题评头论足。
　　我想做的，也并不是一个宏大的计划，或者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仅仅是停住我的脚步，去帮助那些我也许可以擦身而过的人。在美国我体会到当别人停住脚步关心自己时的感受，今天我也想停住脚步去帮助别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让无辜的孩子接受教育是永远错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所以我选择做。”郑洪女士真诚地说。
　　“蒲公英中学”是为填补打工人员子女初中教育空白的情况而创办的。目前，已开办了初一、初二两个年级，招收了200多名学生。老师中有退休老师，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志愿者。没有热情的捐方和志愿者，就没有蒲公英中学。说到来这里工作的志愿者，郑女士又说：
　　“人的各种情操与生俱来，大学生志愿者特别真诚、热情，人性本来固有的善还没有被社会磨掉，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与自己年轻时一样的理想主义，非常纯美。‘非营利组织’具有这种功能，它创造一个平台，让人们把美好的情操表现出来。
　　还有一件事我事先没有料到，就是谁教育谁的问题。以前只想做孩子们的朋友，不是居高临下地‘解救’他们，但是和孩子们深入接触之后才体会到，人性中向上向善的愿望在他们心里特别顽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孩子们教育并且感动了我们。所以我对老师说，咱们不能一味对孩子说帮助他们，也不应该总告诉孩子们他们是弱势群体。教育是相互的，关怀也是相互的，成长是共同的。”

　　人无完人，妈妈也不完美

　　郑洪女士有一个女儿，在纽约从事工业设计工作。因为妈妈回国办学，天各一方，让女儿不再有家的感觉。
　　“我读研究生时生的女儿，那时候就很少有时间和她在一起，但母女的亲情天生就在那里。白天她在幼儿园总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行了，晚上回家再跟我说吧，她一边说好，一边还对我唧唧咯咯地讲个不停。
　　这次我回国对她的影响挺大的，但我觉得她在一定程度上比我还成熟、坚强。把她一个人留在美国，她也不对我诉苦，反而还来支持我。我干什么她都支持，不管成败她都支持，真的特别体贴。
　　去年圣诞节前后，她到北京的学校来看我，正好赶上我去做家访。那个学生家是养猪的，真是穷得叮当响，猪圈旁搭了个棚子，用砖头摞起来搭上板子睡觉，而且到处是窟窿，根本不挡风不遮雨。我和女儿看了都很辛酸。从他家出来，我女儿还给我提意见，说我对家长不够尊重，因为我跟家长说话时接了电话。她能这么考虑我很欣慰，我觉得她很善良。我回国对女儿有很大的影响，起码强化了她的中国情结，现在她每年回来都要学习中国字、中国文化和历史。
　　 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事业和家庭没有平衡好，和时代背景、教育都有关系。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很难，这是女性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难题。在女性事业心上，我会带给女儿好的影响，但人无完人，妈妈也不完美，我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给她树立榜样。我想，在事业、家庭两者之间，她会比我更好地掌握平衡。我希望女儿找到幸福，我相信她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意识和条件。”